人常说城市是一个陌生人社会，它不像农村那样熟悉的人聚居在一起，可以用乡土社会的传统规则来调整，而必须用契约来维护陌生人社会的健康稳定，契约社会的核心是信任机制建立。而能保障这种信任机制的只能是政府，乡村社会中无论何种德高望重的长老不可能有如此的权威。

笔者最近碰到一件颇为郁闷的事，让我认识到今日中国急剧从乡村社会转变为城市社会，从农耕文明转变为工商文明的进程中，信任机制建立之艰难。笔者有两间小平房，最近请人将其装修一新。因为工程量小，一位老街坊介绍了一个东北小伙子揽这个活，工程接近尾声，费用我也支付了九成。这包工头随便雇了一个原先并不熟悉的四川瓦工，活干完了，因为包工头没有及时给人结算工钱，那位四川瓦工某日将他已经贴好的瓷砖全部砸烂。东北工头满腔怒火，四处找这四川瓦工，而我也受到池鱼之累只能自认倒霉。

四川瓦工要工钱天经地义，但他和东北工头仅仅是普通的债务关系，砸烂瓷砖则是损坏他人合法财产，他肯定做这事之前决定逃之夭夭。东北工头即使找出了四川瓦工，损失已经造成了，尽管他和我签有协议，如果他怕我追究，撒手不管留下一个烂尾工程，我也没办法，诉诸法院成本太高。本人此番亲身经历证明今日中国陌生人之间的协作关系是多么脆弱。现在我能对他构成压力让其不至于留下烂尾工程，给他讲法律法规基本没用，只能对他说我在北京多年各方面的朋友多，你跑不了，而且你要对介绍工程的那位街坊负责云云——这种讲人情比实力而非谈履约的方式是中国传统乡土社会的招术。

一个人口庞大的国家，城市化道路注定很艰巨，大批农民进城适应契约规则并参与建设城市文明，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。但我们不能说进城农民天生就不具备契约意识，而是今天中国更高层面的社会制度设计，使他们很难完全融入城市，那么自然谈不上自觉遵守城市的规则。最关键的制度瓶颈就是旧户籍制度还在维系二元社会，农民不能自由地变成市民。北京不是那位四川瓦工的家，也不是那位东北工头的家，他们只是在这个城市挣钱，然后拿回老家。这就决定他们做任何事天然追求短期效应，不需要留后路，那么东北工头和四川民工之间怎么可能有信任的基础？

最近几天，湖南在广东的打工者中连续出现两起非正常死亡事件。一件是某邵东籍男青年蹊跷死在广州某旅馆，亲友和同乡近百人包围那个旅馆讨说法。另一件是一位宁远籍“搭客仔”在惠州博罗遭遇当地治安队盘查而死去，同样是亲友同乡聚集起来讨说法，引发骚乱，警车被毁，治安员被伤，死者的一位堂弟因为首而被刑拘。这两件事都是湖南乡下传统的“打人命”，个人的权益靠宗族或同村人来维护，这种方式被搬到发达的珠三角，实在是不得已。因为他们遵循现代社会的文明规则寻求公正，维护权益，比如请律师上法庭，成本太高，而且能否找到公正，多数进城民工没有信心，那么对破坏力巨大的传统方式必然有路径依赖。

如果蜂拥进城的民工们，既不能建成陌生人之间的信任机制，同时他们对政府提供的制度也没有信任感，长此以往，即使城市的楼盖得再高，GDP增幅再大，我们依然难以告别乡土中国进入一个以契约为核心的城市中国。